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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成立的官办红卫兵都执行了“血统论”组织路线，只有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才允许加入红卫兵，所以，一个学校中能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大概只占全校学生的30%左右。

    虽然上面领导在重大会方上也反复强调，这类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但事实情况是，这一时期，北京和全国的大中学校中，极少有学校按的要求进行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绝大多数文革委和文革筹委会都是由工作组cao纵成立的，尤其是文革筹委会，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能是“筹备”，是负责组织文革委的民主选举活动，但这类机构在“红八月”里通常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与“筹备”有关的工作，俨然成了学校的权力机构。

    也就是说掌握学校大权的就是这个文革委，简单的说就是高干子女。这些受到其家庭过度宠溺，养成了现代版的“高衙内”性格的高干子女，是一些仗着父母权势什么恶事也敢做的“恶少”、“恶女”。

    李慧兰班上就有这么一位高干子女，名叫高峰。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市长，母亲是文化局的副局长。因为仗着父母的权势，高峰在学校里经常欺凌同学，课堂上挑衅老师。为了自家的安全，李慧兰对他的挑衅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理会。

    前几天，她上完课，就中专学校旁边的小学接女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后来在学校拐角处，正看到高峰带着几个革委会的小年青正在欺负她的女儿。

    李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