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 第46节 (第2/9页)

才用麻纸。”

    这小子以为她在炫耀她家纸多吗？真会以己度人。

    王琅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然而自己攒的场子，总不能半途退缩，她笑脸不变，点点头道：“先父收藏原本也以简牍为多，只是频频外放出镇，竹书携带不便，我这才起了抄为纸本的念头，陆陆续续命人转录誊写。这两年我检视原籍与抄本，赫然发现一个规律。司北，将我案边的书笥取来。”

    厚厚一摞纸册从书笥里取出，摆放到两案拼接而成的更宽广的书案上。

    王琅离开坐席，走到书案前将第一本纸册摊开：“后汉熹平四年，蔡邕领二十五人正定儒家六经文字，并使工匠镌刻四十六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观视摹写者填塞街陌。四弟请看，这便是蔡中郎亲笔所书碑刻的摹写本。先父渡江之时精简藏书，六经只留了《熹平石经》的碑拓本，以为此本价值最高，文字全经鸿儒考证核对，不似前代抄本多有谬误穿凿，民间后来流传的六经亦多取此版。”

    说到这里，她发现谢安也凝神在听，于是声音放得比平时稍缓，给他时间思索：“官定碑刻的传播力绝非讲学可比，我以为后汉民间经学盛行，《熹平石经》功不可没。也正因如此，后来曹魏建都洛阳，先修补在战乱中损坏的旧碑，又于正始年间增刻新碑，补齐文字磨灭难以修缮的《尚书》、《春秋》。”

    印刷术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对现代人是常识，对晋人却不是。

    有识之士朦胧预见到了官定碑刻对于统一典籍版本的显著效果，却无人能够看清这一技术未来更广大的前景，甚至连蔡邕刻熹平石经也没想到能用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