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 第46节 (第4/9页)

然而近百年来，情况逐步变化。先是后汉蔡伦造纸，工艺不断改良，如今成本接近竹简，效果却近似缣帛，只待民生安定即可大量生产。随之而来的是制笔工艺的改良与书写字体的演变，蔡邕写《熹平石经》用隶书，这是秦人为了便于在表面为弧形的竹简上书写而推行的字体，在纸上写字却显得累赘缓慢，于是有了楷书、行书的风靡于世，书写流畅快意，速度是用隶书在竹简上书写的几倍乃至十几倍。正是有了这些技术工艺上的革新，经学也发生了一场革新，这才导致仿佛一夜之间，许许多多集解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

    她翻开荀勖的《中经新簿》，摊到记录《论语》相关解释书籍的页面展示给两人看：“仅仅为《论语》做注，近百年间就有几十余家，这还是在战乱频繁，连太学都屡次荒废的情况下。再往前四百年里，即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时期也没有这样的场景。”

    “现如今内部安定，府库充盈，有余力推行文教，我已上书丞相，请召名儒入京，共同辩论评定诸家集解之高下长短。为免众意纷纭，良莠不齐，先于会稽试开集会遴选，公推胜者入京。四弟文采风流，可否为我做一篇序，记叙集会用意？”

    这是文人很难抗拒的诱惑。

    原因也很简单，章句辞藻是一回事，立意是另一回事。有这样新奇而富于开创性的见解做立意，即使写出一篇传世名作也不稀奇。以谢万爱炫耀的个性，即使他内心对王琅充满警惕，也只是假意推辞了一次，等王琅请求第二次，他就唯恐王琅反悔地应承下来，并兴冲冲回去构思。

    王琅如愿以偿，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