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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我只读了两年就从学校离开了。

    我不希望母亲为我的学费而忧愁，其实是我不愿再承担母亲所谓的“对我好”。

    是的，那个时候，我早已明白我和母亲之间的亲情是利益交换的天平。

    从前我还单纯过，她为我付出那么多，或许是为偿还她内心的愧疚，因为那些她难得在家的日子里，她总是在我入睡后的深夜独自倚墙哭泣。

    后来我明白，那不是偿还，是索要的代价。

    她把我卖到夜场去做站台小姐，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有释怀的事——她得多恨我，才不愿意我像个人一样活着。

    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我在炎热中辗转难眠，身体黏答答的，我手中扇着蒲扇，看着破旧的电风扇摇动着嗡嗡的圆脑袋，那群人就这样闯进我家，把躺在床上的我生生地拽出去。

    我浅绿色印满薄荷叶的短袖睡裙在纠缠中被扯开了口子，我哭喊着问他们是谁，他们的脸黑成一团，我谁也看不清。

    唯独，我看见母亲站在客厅的门口，替他们打开门，目睹他们把我送出去。

    那天晚上，我被一辆黑色的面包车送到夜场去，那群没有脸的人把我捆成一只粽子，丢进一个开着玫粉色灯光的房间，重重地掷在床上。

    我像一只蛆虫扭动着绳索下的手脚，我感觉到疼痛沿着绳索下的血痕将我勒得无限紧，那种从细节出吞噬全身的疼痛，在房门被打开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惊恐的麻木。

    走进房间的是一个浮肿的中年男人，为他打开门的人站在他身后呵呵笑着对他说，全雏，你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