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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提起过。最后周先生按耐不住，在工作忙得不能喘息的间隙，抱着满手的资料离开领导办公室之前，问，“您说过给我您儿子的联系方式……?”

    “啊，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领导随手拿过一张名片，潦草地写下一行数字递给周先生。

    周先生把这张名片揣进里层的口袋，却一整个星期都没有勇气打电话出去。某天喝了点酒，他精神高度紧张，摸出了这张名片，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输入。

    电话那头接通的却是一个中餐馆的老板娘，闽南口音浓重，在进行了十多分钟的鸡同鸭讲之后，周先生才无奈地接受了打错电话的现实，在对方的咒骂中低声道歉挂断了电话。

    他没有勇气再试一次。

    于是那张名片就被遗忘在了床头柜里的老相册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那一页的照片刚好是周先生十八岁的时候。

    十八岁的周先生站在老家街头的照相馆里，举着一张大学通知书，露出了有些僵硬的笑容。

    僵硬的，但是充满希望。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变成这幅苍白麻木的模样，以为就像是电视里播放的一样，所有的未来都是发着光的。

    现在，照片里十八岁的周先生对着那张名片微笑着，那行号码的背后，通向大洋彼岸，另一个发着光的十八岁的男孩。

    周先生安慰自己，是因为那位父亲很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礼物，而那颗被霍衍遗忘的篮球又是那么地合适——但是他没有资格替霍衍做决定对不对？所以他需要问过霍衍之后才能拒绝或者答应对方。

    周先生坐在地板上，开始试着给霍衍打电话。

    他不确定是哪一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