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十二) (第2/5页)

期”却是个趋于理性的时期。

    “我们看到的春秋以后的理性趋势就是奠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甚至晚期的这样一个区间，愚昧，迷狂已经退避三舍。所有这些大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图景。这的确是一个理性胜利和高奏凯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事实上这一时段并非是“理性胜利的高奏凯歌的时代”。这一时段一方面体现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潜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动。否则也不会出现正如吾淳的这样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这由“理性而迷信”

    似乎是个悖论。而事实战国末期帝制兴起，使那点理性彻底的被摧毁，全面的坠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之中。为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释是：“但我们要思考和发问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如此盛极一时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又会为迷信所替代呢？特别是高度发展的无神论思想甚至思潮为什么又会为巫术的气氛所淹没呢？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也即原始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而未曾发生中断或断裂；……从战国起，各种原始巫术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现。……邹衍的五德始学说，《易传》、《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战国末年到汉代各种各样方土与儒生的思想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