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五) (第4/5页)

从国家的起源上来看，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市类型的小国演变为大国。城池（城市）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标置之一。但从城乡关系上来看，西方文明产生后，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而中国古代却仍保持城市与乡村的统一。城乡上的“分离”与“统一”，正是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路径。

    中国古代城市从农业聚落上发展出来，又是联结着乡村的纽带，成为统治广大乡村的政治中心。这是特定的大平原农业与大河流域农业聚落的必然发展结果，与西方古希腊特定地理环境是个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反映的商部族曾八次迁徙活动。商人率领部族屡次迁徙，既是为了部族发展生存需要，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城址，谋求更大的政治空间。实现部落联盟的霸主地位。周人也是走的同样的一条路。

    通过殷墟考古上的发掘调查，商都（殷墟）同其它古代城市的发展规律一样，商都在二百七千余年间，是个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

    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从遗迹现象观察，当时尚不具备都城的规模，但到了一期文化偏晚阶段，遗址范围明显扩大，面积已增至12平方公里左右。

    二期阶段，都城已初具规模，城市一方的宫殿宗庙区已具雏形，另一方是王室及贵族墓葬区，城市已有防御性壕沟。

    三期四期阶段，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殷墟的范围已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殷都城为中原部族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

    考古资料表明，殷都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框架构成的，其它区域则处于从